一、前言
    去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钓鱼台修筑灯塔。为了保卫领土，我爱国人士多次发起“保钓运动”，并组织船队前往钓鱼台水域宣示主权，港人陈毓祥更不幸在钓鱼台海域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众所周知钓鱼台是我国领土，但日本竟公然在岛上插上日本旗，派遣军舰驱逐我国船只。日本这样肆无忌惮的践踏我国的领土主权，就是因为看准了中国政局的弱点。乘着中国两岸分治，发动侵略的。历史告诉我们：日本是中国最凶残可怕的敌人。早在清末民初，日本已经常找机会侵略中国。随着中国政局的日趋动荡不安，日本的野心日益壮大，由“侵华”演变成“亡华”了。
    日本为什么有胆量去侵略一个人口面积都比它大好几倍的国家呢？因为我国自辛亥革命后虽然推翻了专制独裁的清朝，但政局却非常混乱，国家四分五裂，让日本有机可乘。其中最严重的分歧可算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斗争了。本文现从国共斗争的角度，分析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原因。
                                              二、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国民党是孙中山亲手缔造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1894年，孙中山从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中认识到只有推翻满清政府的统治，才是救国的唯一出路。同年10月，孙中山怀着救国的理想，远去檀香山，在那里建立了中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
    1895年1月，孙中山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部。不久，又在广州建立了兴中会组织。1905年夏，孙中山在日本团结该地的中国革命团体，筹组建立统一的革命政党。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其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政党的形成。1911年武昌起义后，孙中山从美国回到上海。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2月12日，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让给了袁世凯。同盟会的宋教仁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党、国民公党和共和实进会等，组成国民党。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在上海车站刺杀了宋教仁。孙中山为了国家的富强，坚持革命，并整顿党务，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10日，又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至此成立。[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苏联的关系甚大，俄国“十月革命”后成立了苏联，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9月，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陈独秀此时也处于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中。同年，李大钊在北京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1920年3月，他和陈独秀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筹建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在北京亦积极筹建共产主义小组，并于同年10月成立。继后在武汉、济南、广州、长沙以及日本的东京和法国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中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协助下，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2]
                                        三、国共第一次合作（联俄容共）的原因
    国共全面内战前曾一度合作，其目的是希望能消除军阀，统一中国，可惜合作为时不久即告破裂。国共第一次合作是有其历史意义的，促成国共合作的原因是自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继续为维持共和不屈不挠地奋斗，可是“二次革命”、“反袁斗争”、“护法运动”，都因他缺乏真正可以依靠的军事力量，一次接着一次地失败了。正当他处于内外无援，孓然无助，苦于救国无门的时候，苏联表示愿意支持他革命。[3]
    1922年6月16日，广东军阀陈炯明乘孙中山遣军北伐时在广州举兵叛变，孙中山深夜从间道脱险安抵珠海海军总司令部，与海军总司令温树德等，同登楚豫舰，旋至永丰舰督率各舰还击叛军。孙中山在广州坚持五十余天的斗争，终因北伐军失利，海军又弹粮绝援而告失败。8月9日，孙中山离穗赴港转沪。这一次，孙中山遭受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此时，只有中国共产党人关心孙中山的处境，从多方面给孙中山以真诚的帮助。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即发表宣言。强烈谴责英帝国主义者支持陈炯明的罪行，充分肯定孙中山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并提出同国民党和其它民主派“建立联合战线”的主张。8月，共产国际又给驻华代表马林指示：“中国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应当赞助国民党革命。
    8月14日，孙中山到了上海。中国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林伯渠和马林多次访问孙中山，表示坚决支持孙中山反对军阀的斗争，并一同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孙中山遂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他患难与共的真正朋友。[4]
    孙中山为甚么与共产党合作？因为孙中山一直渴望统一中国，他在1921年说：“谋中国的统一，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用兵力去征服各省，一条路是用文治去感化各省。用兵力统一中国的事，绝对做不到，也绝对不能做。”“中国统一，就是要靠宣传。”但是，孙中山和平统一中国的努力，却被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阻挠而失败。孙中山遂认识到，即使军阀敷衍一时，迁就言和，统一南北，但不久亦非分崩析离之祸不可。因此，他改变立场说：“统一中国非北伐不为功”。但是，孙中山忽略了广大工农群众的力量，依靠他们作为出师北伐的主力和后援，主要依靠军阀的势力来达到他的理想，结果不断失败。如陈炯明只是一个企图割据广东的野心家，对孙中山的北伐毫无兴趣，使北伐行动难以进行。
    当时各派军阀背后都有帝国主义支持，“政权与武器”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例如，日本供给武器予奉天军阀张作霖、英国在广东支持陈炯明等。孙中山面对有列强支持的强大军阀，自己却力量薄弱，其困难可想而知。其次便是经济困难。陈炯明害怕北伐使他失去其广东地盘，故对北伐总是借故拖延时间。另外，陈炯明还暗中助唐继尧回滇，煽动袁祖铭回黔，并约赵恒惕反对北伐，又策划谋杀忠于孙中山的邓仲元，并进而在6月16日公开叛变。结果使北伐军财政开支困难重重，以至“粮饷告绝，接济不至。北伐诸军，不为流寇，则为饿殍。计无所出，始有改道出师之举。”
    面对有外力支持的北洋军阀，而陈炯明又叛变祸粤。这不但使北伐雄师的兵锋受挫，也使孙中山统一中国的愿望毁于一旦。所以，孙中山要坚持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民主革命，就必须克服经济上和军需上的困难。要克服这些困难，就必须寻求外国的援助。因英美日都不支持孙中山，他便只好寄希望于苏联的援助。此外，要克服军力不足，就必须联合中共和广大工农群众。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曾通过陈友仁向马林说：“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以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唯一实际的真诚朋友是苏俄。”[5]孙中山无法取得英美西方列强的援助，只好寻求苏联的支持来进行革命。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力量十分薄弱。因此，中国共产党也需要寻求盟友，尤其需要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6]刘仁静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作“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阐述了中共对国共合作的态度：“要在中国消灭帝国主义，就必须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我们党根据这一原则，已决定和国民革命的政党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其形式是我们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通过这样的形式，我们想要达到两个目的：第一，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在国民党内许多有组织的工人中进行宣传，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第二，我们只有把自己的力量同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结合起来，才能打击帝国主义，我们打算在组织群众和通过宣传说服群众方面和国民党竞争。如果我们不加入国民党，我们就会孤立，我们所宣传的共产主义就会是一种虽然伟大崇高，却不能为群众接受的理想。”[7]
    1922年中共决定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孙中山乐意地接受中共的这一决定，当即向马林表示：“允之。”这样，孙中山的联共政策便从此确定了。陈独秀并且应孙中山邀请参加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开始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8]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在广州高等师范大礼堂举行，这是一个国共合作的盛会。1月28日下午大会通过章程全案，决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李大钊、林祖涵、毛泽东等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侯补中央执行委员。这就从组织上实现了国共合作。[9]这次合作史称“国共第一次合作”，国民党史书则称为“联俄容共”。
    国共合作的第一个成绩便是创建黄埔军校。孙中山认识到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改变国家的命运，就必须有为人民所用之军队。黄埔军校的创办便是他这种建军思想的具体实施。1924年1月24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议决创办陆军军官学校。5月5日，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自兼军校总理，并任命廖仲恺为军校党代表，蒋介石为军校校长。6月16日，全校师生五百余人，在黄埔举行开校典礼，陆军军官学校正式成立。从此，一所培育革命军人的军事学校便在广州诞生了。[10]
    国共合作的第一个目标是誓师北伐，铲除北洋军阀。1926年7月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的临时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出师北伐宣言》。宣言说：“帝国主义者及其卖国军阀之势力不被推翻，则不但统一政府之建设永无希望，而中华民国唯一希望所系之革命根据地，且有被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联合进攻之虞。本党为实现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为巩固国民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举行了北伐誓师大会。至此，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11]
    为了各个击破敌军，北伐军的作战计划，第一步消灭吴佩孚在两湖势力，占领武汉地区和湖北；第二步进军东南各省、打垮孙传芳势力，占领九江、南昌、南京、上海一线，然后再合力北上中原，一举消灭奉系张作霖，统一全中国。[12]
     北伐开始后，革命军取得节节胜利，这是国共合作结出的硕果。国民党通过改组，在苏联和中共的支持与配合下，军事力量有很大发展。黄埔军校创立至北伐时止，共有140余名苏联军事教官到校教导各种新式战略理论和战斗技巧，又得到苏援三百万卢布，飞机九架、大炮五十八门、机枪二十挺、步枪一万二千支及有关弹药。为确保军队成为革命的忠实干部，仿苏联军制，每一军事单位均设党代表，以整饬军纪、宣传革命理想。当时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部长包惠僧、主任周恩来等，都是中共党员。[13]此外，中共积极开展工农运动和学生运动，群众在配合北伐军的作战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使北伐军能在各个战场取得胜利。[14]富有革命理想的北伐军，出师不到十个月，便取得了打败吴佩孚、孙传芳军阀势力的战果。其中原因，最重要的是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国共合作联合战线和他手订的革命三大政策。毛泽东指出：由于孙中山同共产党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因而才在“1926至1927年举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占领了长江流域。”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加速了反动军阀政权的瓦解，为中国统一迈进了重要的一步。[15]
                                               四、上海清共
    孙中山逝世后，无人能处理国共的合作问题，先后发生廖仲凯被刺，及中山舰事件。国共关系濒于破裂，随着北伐军占领面积的大幅增加，国共矛盾激化，最后分裂。导火线就是对国民党中央及上海控制权的争夺。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变”爆发，蒋介石借口舰长李之龙欲用中山舰挟持他前往海参威，派军逮捕代理海军局长及中山舰长李之龙和各军的党代表，围缴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武器，监视苏联顾问住宅。一举控制广州局势及各军队。事变后，汪精卫称病请假，随即出国。谭延闿出任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采忍让政策，以维持国共合作。北伐开始后，中共积极发动工农群众扩大力量，又发起迎汪精卫归国复任国民政府主席运动，争取北伐军西路军总指挥唐生智支持反蒋。
    革命军占领武汉后，国民党决定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北迁武汉。苏联顾问鲍罗廷到武汉，在12月13日联合部分中央委员，成立中央联席会议，推徐谦为主席，公开反蒋。1927年3月汉口举行国民党三中全会，决议统一党的领导机构，废除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更换组织部长，夺去了蒋介石在党内的职务及削减其革命军总司令的权力。
    3月2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敬恒、蔡元培、张人杰、李煜瀛在上海提出护党救国案。4月2日，正式议决对中共首要采取非常紧急处理，实行清除党内的中共分子。9日，中央监察委员会通电斥责武汉中央联席会议的措施，蒋亦指责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破坏革命阵线，即日挥军入驻南京，开始逮捕江苏省党部的中共委员。12日，上海驻军强制收缴工人纠察队武器，工人死伤三百余。14日白崇禧派兵查抄上海市政府及各工会，捕获中共党员千余人，中共领袖汪寿华、罗亦农、陈延年、赵世炎（李鹏之舅父）等被捕处死。是为“上海清党”。
    翌日，广州第4军李济琛亦进行清党，捕杀二千余人。同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南京举行。蒋介石在会上鼓吹反共地说：“倘若共产党仍然存在，他们的理论与方法还未清除，我相信共产党从新起来三个月后，国民党便会解散，国民革命仍不能成功。所以各位委员和各位同志对于共产党的势力须要有坚确的决心，根本上来铲除消灭。”会议通过了《制止共产党阴谋案》、及《宁汉两方决议案审查案》。决定：
    一、凡与联俄容共政策有关之决议案，一律取消。
    二、凡因反共关系开除党籍者，一律无效。
    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定都南京。18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办公，并推胡汉民为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是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第一号命令，通缉鲍罗廷及中共首要197人。[16]
    4-12上海清党后，共产国际指责蒋介石是革命叛徒、帝国主义之同盟、革命国民党之敌人、工人阶级和共产国际之敌人。4月17日武汉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本兼各职，并通缉惩办。19日武汉国民政府下令讨伐蒋介石。国民党遂分裂为南京及武汉两个政府，史称这次分裂为“宁汉分裂”。[17]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通令各级党部彻底实行清党。5月7日南京中央党部组织清党委员会，旋公布《清党条例》，在军队、海外及各省组织清党委员会，在各地及军队进行清共，各地共产党员纷纷被杀害，或被迫逃匿。
    1930年2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30次会议通过了《暂行反革命治罪法》、规定对“意图颠覆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或破坏三民主义而起暴动者”，分别按“首魁，死刑；执行重要事务者，死刑或无期徒刑；附和随行者，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还规定：“宣传与三民主义不兼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者，处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由于国民党主张“以党治国”，所以这些专制独裁条文就写入《中华民国刑法》，由南京政府公布实行。这个法令公布后，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惨死在国民党的屠刀之下。1931年1月31日公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规定判处共产党人死刑。实际上就是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而可以杀害共产党员。[18]
                                             五、南昌起义与中央苏区的建立
    蒋介石在上海开始清共后，在各地屠杀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挽救革命，被迫决定用武装起义来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作出了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和召集党中央紧急会议的决定。同时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南昌起义。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在南昌江西大旅社召开前委会议，讨论南昌面临的形势、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及应采取的部署措施等。并成立了以刘伯承为参谋长的参谋团，下设起义军指挥部，由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了。经过激战，胜利占领南昌。[19]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所部约七百人到江西宁冈县井冈山，成立工农红军一团。建立军中党的组织以整饬军纪，组织农民协会、赤卫队，发动土地革命，按人口分田，使农民为保卫自身利益、巩固红军基地而战。1928年3月成立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5月成立湘赣边界共产党特别委员会。1930年，成立赣浙皖边区苏维埃。截至1930年初，红军兵力约有六万余人，有枪者三分之二，活动区域达一百二十余县，初步建立了苏维埃区。[20]
                                            六、国共内战与九一八事变的关系
    武汉国民政府因兵力薄弱，经济困难，被蒋介石用巨资收买，归顺南京政府。武汉政府礼请共产员离开国民党，事为“分共”。但其后在蒋指挥下，武汉地区亦进行“清共”。两个国民政府“宁汉复合”后，继续北伐，彻底瓦解北洋军阀政权，成立中央政府。但国民党新军阀随即形成，并因争权夺利而爆发更大规模的内战，让中共有机会建立根据地。因共军发展迅速，攻下湖南省省会长沙，震惊中外，迫使蒋介石认真处理中共问题。1930年11月，蒋介石在中原大战获胜后，立即调动军队围剿红军。[21]1930年1 月蒋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剿匪”的决议规定：“关于三个月至六个月内处理完竣，就于必要之地区，并得设置临时之总指挥机关。”1930年12月，蒋介石在庐山主持会议，决定在南昌设立陆海空总司令行营，统一指挥剿共作战。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连战皆捷，歼敌一个半师，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围剿。[22]
    1931年2月，蒋介石命令军政部长何应钦率三个师十余万人进行第二次围剿。何应钦汲取第一次长驱直入而失败的教训，实行“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红军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横扫七百里，歼敌三万余人，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23]
    1931年6月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为一致协力扑灭赤匪告全国同胞书》，认为“赤匪”未能消灭，是国民党上下存在着四种错误心理：即侥幸、畏怯、推诿、消极。要求克服这四种心理。7月间，蒋又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攻。结果因九一八事变爆发而结束。中国连年内战和分裂，给予了日本一个侵略的良机。[24]
    该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东北的阴谋已经暴露，但蒋介石置外患于不顾，亲自到南昌策划第三次围剿。[25]并于7月23日向全国发出通电，正式提出了“安内攘外”的主张。他说：“此次若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逆粤，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26]
    蒋介石全力“安内攘外”之际，日本认为国共内战是其侵华的最佳时机。“九一八”前夕日本贵族研究会召开的政务部会议上，土肥原公开呼吁：日本要趁中国国内国共两党正激烈内战之机，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下定武力侵占满洲“这个决心”。8月初刚刚到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本庄繁告戒部下注意中国形势的发展，并强调：“如有可乘之机应立即抓住”。8月中旬国民党在大连的军事谍报人员发回情报说：日本将乘国民党中央军全力围剿红军，而共产党起反击之机，出兵满蒙。可惜，蒋介石置之不理，仍全力剿共，结果导致东北沦亡！[27]
                                                     七、结论
    清政府覆亡后，中国无论是政治、经济和军事都陷入了大混乱。尤其是国共内战，不断的“围剿”及”反围剿”战争，令日本有更好的时机侵华。九一八事变中，日本侵占东北。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继续剿共，日本野心又起，垂涎华北，继而展开了全面侵华。幸而国共再度合作，终于打败了日本。
    历史告诉我们，国家分裂就会招致外侮，团结统一就能却敌。不过，钓鱼台事件中，我们却找不到这种令人钦佩的精神，为何我们要默默承受着日本加诸我们身上的屈辱呢？钓鱼台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却任由日本军国主义者插上日本旗和建做灯塔。我国不单不积极夺回自己的领土，更没有对广大同胞的“保钓行动”给予任何支持和鼓励，我们那团结抗战的精神究竟何在呢？我们以往能拚全力保卫国土，但现在却不敢为一个小岛而和日本发生冲突，这不是很可笑吗？希望海峡两岸尽快团结统一，建设一个富强不受外族欺凌的祖国！
    注释：
    1 苏仲波、杨振兴：《国共两党关系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页。
    2 苏仲波、杨振兴：《国共两党关系史》，第25页。
    3 苏仲波、杨振兴：《国共两党关系史》，第31页。
    4 林家有、褟倩红、周兴梁、王杰：《国共合作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年5月），第42页。
    5 苏仲波、杨振兴：《国共两党关系史》，第47页。
    6 林家有、褟倩红、周兴梁、王杰：《国共合作史》，第59页。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62─63页。
    8 苏仲波、杨振兴：《国共两党关系史》，第53页。
    9 苏仲波、杨振兴：《国共两党关系史》，第63页。
    10 林家有、褟倩红、周兴梁、王杰：《国共合作史》，第83页。
    11 苏仲波、杨振兴：《国共两党关系史》，第132页。
    12 林家有、褟倩红、周兴梁、王杰：《国共合作史》，第131页。
    13 张玉法：《中国现代史》下，（台北，东华书局，1994年），第389─393页。
    14 苏仲波、杨振兴：《国共两党关系史》，第134页。
    15 林家有、褟倩红、周兴梁、王杰：《国共合作史》，第132页。
    16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555页。
    17 王功安、毛磊：《国共两关系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93页。
    18 王功安、毛磊：《国共两关系史》，第221页。
    19 苏仲波、杨振兴：《国共两党关系史》，第179页。
    20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第589页。
    21 马越山：《九、一八事变实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8页。
    22 王功安、毛磊：《国共两关系史》，第231页。
    23 马越山：《九、一八事变实录》，第129页。
    24 王功安、毛磊：《国共两关系史》，第231页。
    25 马越山：《九、一八事变实录》，第129页。
    26 陈先初：《从安内攘外到联共抗日-局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内外政策述评》，《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北京，近代史研究杂志社，1992年），第20页。
    27 毛磊、殷昌友：《论日本对华政策对国共关系的影响》，张海鹏：《第二届近百年中国关系史》，（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