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共产党，却靠出卖同志苟且偷生；
    加入国民党，则靠赃害同志平步青云；
    作为一党之魁，出卖党魂以图私欲；
    身为中华民国总统，却心系日本精神；
    一个永远想一套又做另一套的人；
    他该称作什么样的人呢？
    可以叫做汉奸走狗卖国贼！
    但只能算半个汉奸，因为他半个汉人！
    对日本来说他是爱国英雄！
    李家风云
    李家小铺，是三芝乡下唯一经营鸦片烟膏(福寿膏)的专卖店，又兼卖猪肉南北货，是十里乡亲用血汗钱换取生计的地方，而店家的店主不是别人，正是：李财生，李登辉的爷爷也。
    而李财生贩卖鸦片的特权，则是通过李登辉的家父“李金龙”靠当日本刑警的特权而换来的，而李家就靠这些特权一跃成为当地的新兴富豪阶级，也把李登辉推上了他所称的“精英阶层”。
    当时的日本总理伊藤博文颁布了“台湾鸦片令”，禁止私人贩卖鸦片，杨碧川在他的《后藤新平传》中写道：大盘商和小卖商成为台湾各地头角争夺的战场，后藤新平也巧妙的把鸦片贩卖利益赏给听话的御用绅士，这些人贩卖鸦片的条件是“对台湾统治有贡献”，对“征剿土匪，维持治安”有功者，直至1945年战败之，才停止了这一项鸦片专卖政策。
    李登辉六岁时，父亲李金龙已经是一名日本刑警，李氏家族也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资金，买够了肥沃的田产，成为凌驾于台湾百姓之上的特权阶级，三芝乡的老人回忆当时年少的情形，家里多半贫穷，难求温饱，连连环画都买不起，而李家少爷经常把看过的少年丛书得意地预约给他挑选的人，令其它穷人家的孩子羡慕之级。就这样，李家少爷一路顺利地走过来：淡水中学、台北高校、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这确实是普通台湾百姓可望不可及的道路。
    李金龙披着日本刑警的老虎皮，在乡里十分威风，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李金龙顿失靠山，他事后告诉友人，当时地方上有不少平日受尽欺凌的民众，已经准备好了“教训”这个“台奸”，他只好跑到远方躲避风头，一直苦等到民国政府接受人员控制局面为止，才回到家里和家人见面。可见李登辉在他的《台湾的主张》里声称父亲是“正式退休”完全是胡说！！！
    李登辉身世之迷
    李金龙起初不过是日据时代，日本“警察疗养院”里的一名杂役，生母江锦是里面的一位洗衣工，由于金龙善于逢迎，行为乖张，必恭必敬，很得日本主子的赏识，被日本警察栗原所提拔，才会有机会进入警界。
    江锦是一位很传统的中国妇女，任劳任怨的干活，但经常遭到丈夫的暴打，夫妻关系一直不和，李登辉在《台湾的主张》里对其母描写只是轻轻带过，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江锦只不过是李金龙的偏房，而非正房正娶，觉得很没面子吧！
    李登辉真是李金龙的亲生儿子吗？从他自己的回忆录中我们似乎看到了肯定的答案。但李金龙生前的老友却不一定相信，他们知道：李登辉的母亲江锦曾在警察疗养院被日本警察栗原糟蹋，并一度离家出走，李金龙在一次老友聚会上，借着酒劲，大声叫骂道：她…不要脸，居然,…出走，她有哪家的野种，我清楚得很…，XXXXXXX！估计李登辉的日本情节和身份认同危机就是有此萌发的吧，李认为自己就是日本人了，他的身世恐怕只有他归西的母亲或者加上他知道了！
    叛徒李登辉
    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节节败推，李登辉摇身一变，由日本人变成中国共产党台湾分部的党员，当时中共台湾支部的创始人是本省人：林木顺、谢血红、翁泽生、林日高、潘钦信、陈来旺等人。
    李苍降，台北人，因反抗日本而被入狱三年，林如育、雷灿楠在狱中被日本特务拷打致死，但他们都死不屈服，也不招供同志， 而李熏山就是在同志的保护下，幸免于难，就是他推荐李登辉加入了共产党。但随着国民党撤退台湾，加强了对共产党的镇压，李登辉立刻宣布退党，并于1950年向保安司令部办理了“自新”手续，全盘招供共产党的来龙去脉，昔日的同志如张如松等一大批人却成了枪下的冤魂，同志们终于明白是谁出卖了他们！
    保密局长古正文将军在回忆他审问李登辉的情形时说：他有相当浓厚的乡绅气质，个性处处流露出过分雕琢的痕迹，态度恭顺，彻底坦白了中共在台地下活动的情形。可见李登辉的是撤撤底底的机会主义者！.
    1971年，一向标榜“228事件”受害者的李登辉却摇身一变，主动申请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为国民党大表忠心，开始了他臭名召着的夺权过程…！
    美国媒体：李登辉一生多变唯有卖国没有变
    美国《世界日报》近日发表《李登辉一生多变唯有卖国没有变》，文章如下：
    李登辉先生原籍中国福建永定县人，祖先迁台在台北三芝乡务农。日寇侵台后人民不断反抗，李家却为日本效忠。李父金龙做了日本警察，通过关节还开了一家杂货店、公开贩卖鸦片烟。他家从一个佃农很快成为富甲一方的财主。金龙有两个儿子：长子登钦投军为日本卖命在南洋战死，次子登辉去日本求学，改名为岩里政男，穿日本衣，食日本食，习武、学剑，俨然如日本公子。
   二次大战，日本战败，登辉如丧考妣，不得不回台湾。一九四六年插班到台大农学院读书，一九四七年秘密参加了共产党，除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外，还参加游行示威，反对美蒋，“二二八”前夕还写了告台湾同胞书，伙同其它党员，半夜上街刷标语、发传单要打倒国民党统治。不久白色恐怖笼罩全台，李先生可能考虑到生命获得可贵，退出共产党。果然台大支部不久即被破获，七个党员中三人遭枪决，二人逃离台湾，一人判刑坐牢，连李先生介绍入党的叶成松也遭枪杀，只有登辉福气最好，不仅平安无事还获得不断升迁。他从台大助教到农林厅、农复会，由技佐、技正到股长，再公费来美读硕士、博士，可谓一帆风顺、春风得意。一九七一年他改变了反美、反蒋的常态，又要求参加国民党，他曾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搞政治，不参加国民党怎么行呢？”，令人惊讶和不解的是国民党居然不仅立即吸收他入党，一九七二年蒋经国先生还任命李为政务委员，七八年任台北市长，八一年任台湾省主席，八八年竟当了总统。
   虽然李先生做过日本人、当过共产党和国民党，为什么又能一路上青天呢？
   听说他在没有掌权时很有讨好权贵的功夫。徐庆钟教授是李在台大读书时的恩师，因念其用功又同为“帝大”出身，对其特别关爱。当李因共产党员被关押审查时，是徐先生冒险保他出来的；当他因强占教授宿舍，被校长解聘逐出校园而失业时，又是徐先生介绍他去农林厅工作；当他取得博士学位后还是徐先生--当时已是行政院副院长伙同蒋彦士、王作荣等人推荐他入阁。他对上司除阿谀逢迎外，常装得忠厚老实、谦卑恭俭让、甚至诚惶诚恐以博取怜悯和同情。当经国先生接见时他始终战战兢兢地站立着，对方请他就座时也只敢坐椅子的半边，当了不管部部长上班签到时总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最下边、字迹也比人家小，以示谦恭卑微绝无野心。他曾一再说只想当个基督教的牧师。当他真正当权以后，他内心的高傲偏激、逞强任性、薄情寡义、心胸狭隘的恶习又暴露无遗。
   当了总统以后，他说除了上帝以外没有别人，晚年他的恩师贫病交加，他如同陌路，但是他对“台独”却有特殊的感情。他不惜出卖国民党，利用所有的资源及人民的托付，明目张胆地打击国民党元老，分裂国民党势力，拉抬扶植民进党。碉堡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九九年总统选举时，他不推选声势较高的宋楚瑜，而故意选民意基础较弱的连战，李还故意不让连宋联合竞选，反让他俩“鹬蚌相争”，让民进党渔翁得利，可见李先生出卖国民党手段之“高明”。
   国民党下台他没有追究自己的责任或表示一点对党的歉意，反说是国民党里出了“歹子”，把责任统统推到连战身上。难怪搞台独的人高呼他为“民主先生”、“台独之父”呢！
   从李先生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性格的多变-参加共产党又叛变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又叛变国民党，只有一点没有变，他就像秦桧、汪精卫一样--卖国没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