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在新加坡孙中山南洋纪念馆中，有一尊鲜为人知的蔡公时烈士铜像。
    蔡公时（1881-1928），江西九江人。早年赴日留学，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后在辛亥革命中历经磨难，成为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1928年，蔡公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战地政务委员、兼外交处主任。同年5月，蒋公率领北伐军进入山东，日军寻衅滋事，对北伐军无理阻挠。由于蔡公时精通日语，并具有出色的外交才能，于是被委派以山东交涉员的身份，进驻济南与日方交涉。5月3日，蔡公时及随从17位外交人员惨遭日军捕杀，蔡为维护民族尊严慷慨陈辞，被日军割去耳、鼻，挖去双眼、舌头，最后壮烈殉国。日军在济南大肆屠杀中国军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
    济南惨案发生后，消息迅速传遍海内外，华夏儿女无不义愤填膺，愤怒声讨日军的暴行。蔡公时的壮烈义举令人为之感慨，社会各界纷纷表示敬仰和哀悼。民国元老李烈钧赞誉他为“外交史上第一人”；冯玉祥为之题词“誓雪国耻”；李宗仁写下了“民族精神，千古卓绝”；蒋公在“五三惨案”周年演讲中说：“蔡公时同志之死难，言之尤令人酸心。初以枪棒毒打，继令跪地，因其言辞不屈，先割去其舌，后割去其鼻，最后用枪打死。残酷行为，真是暗无天日，凡稍具国民性者，能无悲愤！”
    画家徐悲鸿深受感染，为此创作了巨幅油画《蔡公时被难图》；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曾随北伐军到济南，亲自拍摄了“济南惨案”的新闻记录片，之后他与侯曜合作改编成电影《蔡公时》，采用了在故事片中穿插记录片的形式，影片上映后深受欢迎，场场爆满。
    在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发起了“山东惨祸筹赈会”，千人筹赈大会在陈嘉庚的主持下于中华总商会举行。会场上人头攒动、群情激昂，一位三江帮代表激动地砍下左手小指，举起血淋淋的手号召人们起来抗日。筹款活动得到广泛响应，共计筹款一百三十余万元。筹赈会还拨出部分捐款，专门在德国聘请了雕塑名家，为蔡公时烈士铸造了铜像，于上世纪30年代运抵新加坡，并准备运回国内。
    然而，此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断，“九一八”、“一·二八”、“八一三”和“七七事变”相继爆发，使得这座铜像无法找到安身之地，只好暂时存放于新加坡陈嘉庚的橡胶厂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在日军攻占前夕，爱国华侨将铜像深埋在橡胶厂地下。1945年日本投降后，人们才将铜像从地下挖出，蔡公时铜像终于“重见天日”。
    1950年前后，陈嘉庚的侄子陈共存，曾致函给新政权的中共有关单位，表示愿意把铜像运回中国，令人张口结舌的是后来中共方面回复说：“没有单位可以接受铜像”。1965年，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晚晴园重新修复，此后这座铜像便摆放在这里。于是，蔡公时铜像客居在异国他乡，转眼间又度过了半个多世纪。
    2001年11月，耗资800万元重修扩建的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重新对外开放。孙中山的铜像庄严地安坐在晚晴园前方的石墩上，在晚晴园入门处，有一尊全身戎装的铜像非常引人注目：只见他身着国民革命军军装，头戴军帽，双腿叉立，右臂弯曲置于背后，左手紧握垂放于身旁，他目光炯炯有神，直视前方，仿佛在慷慨陈辞，大义凛然地面对着敌人的枪口，其威武的神态令观者无不为之震憾和敬畏。
    2002年9月，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区如柏采访了陈嘉庚先生的侄子陈共存。陈先生首次向媒体披露了蔡公时铜像的来历，消息传出之后，中国济南的爱国市民从互联网获得了这一信息，纷纷拨打“市长热线”，呼吁中共有关部门尽快请回这尊意义深远的烈士铜像。先烈的遗孤蔡今任、蔡今明兄妹也致函陈共存先生，表达了这一意愿。陈先生回复表示，此像运回济南，乃是陈嘉庚先生的遗愿，他也希望济南能建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纪念馆，便于安放这尊铜像。
    2003年3月，蔡公时烈士的堂弟蔡公期先生，携家人及燕京大学校友从北京出发，长途跋涉来到新加坡，瞻仰了晚晴园中的烈士铜像。这位老人儿时曾与蔡公时见过面，堂兄殉难的事迹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今天，或许前往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参观的人，并不了解这尊铜像的背后竟会有一段如此惨烈和曲折的故事。而远在万里之外的古城济南，每逢“五三惨案”纪念日，那些前去缅怀先烈的市民们，也无人知晓在海外还有一尊客居异乡的蔡烈士铜像。随着岁月的流逝，如今依然在世的、曾经亲历过“五三惨案”的老人已经寥寥无几。烈士的遗孤蔡氏兄妹也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他们热切盼望这尊铜像早日运回祖国。
    蔡公时烈士铜像的回归，对中华民族勿忘国耻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它不仅仅是见证中国近代历史的文化遗产，还是弘扬爱国主义的精神堡垒。我们期待着这尊威武不屈的英雄雕像，能够早日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