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新鞋的毛泽东跌碎了杯
    国共和谈，蒋毛握手，60年前那个秋天里最大的新闻“重庆谈判”，举国瞩目。不过在今天，它似乎不便如“抗战胜利”一样被隆重纪念；因为它最终的结局不是艳阳，而是血光。已知这样的结局，再回看当年的报章，实令人仰天长叹。
   《毛泽东先生来了！》这是1945年8月29日《大公报》的社评。它道出了那时公众向往和平的普遍心情：
    现在毛泽东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19年的阔别，经长期内争，八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
    日本方投降。蒋介石就连发数通电报给毛泽东，邀请他来重庆谈判。我们儿时被灌输了这样的印象：毛主席去重庆，如入虎穴。在当年的上海《申报》上，我发现了跟随美国大使赫尔利去延安接毛泽东的美国广播公司通讯员萨德的报道，他写道：8月28日上午飞机由延安起飞时，“延安军民均出欢送，在登机前，毛氏与其幼女及娇妻话别时，几被包围”。
    对“重庆谈判”这一当时的最大新闻，作为主人一方的国民党，其党报《中央日报》处理得很小家子气。报道少、短，通常安排在新闻版的右下方。例如《毛泽东昨抵渝》这条消息，还不如《我驻沪宪兵队开始执行任务》的消息突出。
    当《中央日报》的社长总编辑很不容易，要时时揣摩蒋介石的意图，毛泽东到重庆，《中央日报》得到的指令是“一律采用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不要替共产党制造声势”。
    相反，《大公报》浓墨重彩，发表了消息、特写、社评等多篇报道和言论。中共《新华日报》则展开了强大的宣传攻势。《新华日报》报道毛泽东到达重庆的情景称：
    待望的人终于到了！机门才开，就是一片鼓掌的声音。最前列就排齐了几十位摄影记者的阵势……
    摄影竞赛继续了二十分钟之久。赫尔利大使对毛主席说：“好莱坞！”的确，这是好莱坞影片里习见的情景。
   《大公报》记者子冈的特写《毛泽东先生到重庆》，对毛有生动的描述。她写道：
   “很感谢。”他几乎是用陕北口音说这三个字。当记者与他握手时，他仍在重复这三个字。他的手指被香烟烧得焦黄。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
    毛泽东到达下榻处后，细心的子冈又观察到：
    毛先生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的簇新的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生疏。
                                            “这一切包括在民主政治里了”
   《新华日报》刊登了一些读者来信，有的很有意思。
    例如它收到了署名“一个家庭的两个人”的一万元法币，请报社代购美国鱼肝油丸转献毛泽东。原文刊登的来信说：“我们既非党员又非无产阶级，可算是小康之家，也就因为这点，才足以说明爱戴他的人，除上列人类外，还有我们这一类的人。”(1945年8月30日《新华日报》)
    它还发表了《一群女工致毛泽东同志的信》(1945年9月1日《新华日报》)，或许是请人代笔的，但文字拙朴可爱：
    听到你来到了重庆的消息以后，我们真高兴得不晓得怎样办才好。大声的欢叫吧，别人会干涉我们的，关在心里头讲吧，又觉得闷得不好过。我们只好悄悄地躲在宿舍里，几个人面对面地傻笑一阵。
    1945年10月8日的《新华日报》，发表了李俞写的《农民的希望》，里面有很多有趣的四川方言，读来令人莞尔。
    四川的农民们都知道“朱毛贺龙闹共产”，但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啥子朱毛，你默倒朱毛是一个人嘛？”文章描写一个农民指手画脚结结巴巴重述在镇上听来的新闻，还加油添酱地说：“蒋委员长接毛先生来拿了言语，今年可不再抽丁了。”
    没错，六十年前的气氛就是这样。毛泽东抵达重庆机场时，《大公报》女记者子冈向他询问共产党在谈判中将从哪些问题谈起，毛答：“这一切包括在民主政治里了”。
                                                       民主、统一
    毛在重庆住了四十余天。四十余天，国共双方代表唇枪舌剑：
    国民党说：一个国家，如果四分五裂，还能搞什么民主？
    共产党驳：没有民主，国家的统一对人民又有什么好处！
    蒋介石拟定谈判的原则：“一切问题以政令军令之统一为中心。”
    共产党提出三大口号：“和平，民主，团结。”其核心，也是最令国民党头痛的，是“民主”。
    值得注意的是，向来鼓吹民主的《大公报》，当时的观点也与中共不尽相同：“国家必须统一，不统一则胜利不完全，而建国更困难。全国必须团结，不团结则有内乱的危险，更无从使国家走上民主建设的大路。”许多报纸也表达了人民的厌战情绪。
    对“民主”各有理解。重庆《新蜀报》说，“今天，我们所要求的民主，不是少数党派所呐喊的民主。……人民所希望的是民主政治的充分实现，而不是党派利益的类似分赃。”

这张照片使多少中国公民在抗战胜利后看到了国家的希望

    更值得注意的是胡适的观点。1945年8月24日，胡适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他列举美国、英国宪政民主的范例，认为“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
    国共以外的大批“民主人士”，在重庆谈判期间则担心共产党让步太多，落入国民党的陷阱，也将牺牲他们的利益。
    重庆谈判后期，中共的口号引人注目地加上了“统一”二字。10月8目晚．张治中在欢送毛泽东的晚宴上致辞时说：“大部分的意见，我们已经一致了。就是：和平，民主，统一，团结，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彻底实行三民主义”。
    毛泽东上台，称“张部长讲得很对”，“统一是好的，不统一不好，我们一定要统一！(鼓掌)”
    短短的讲话，毛泽东八次使用“统一”一词。1945年10月9日《大公报》记载：“最后毛先生像咆哮般的大喊：‘新中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
                                            “人民要求变，变化 才可以不乱”
    重庆谈判产生了俗称“双十协定”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但是墨迹未干，烽火已燃。
    内战之初，发生了《大公报》和《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的论争。
    毛泽东曾说，“只有《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因为该报从来不称中共是“共匪”。但60年前此时，《大公报》却因连发多篇社评，批评国共内战，受到中共严厉驳斥。
    11月2日《大公报》的社评《中国政治之路》提出，中国怎样走向民主？取决于一二大党和一二领袖。10天后，又一篇《应该问问人民！》，说国共“叮叮当当”纠缠的“地盘”和“枪杆”问题，“从人民眼中看来，乃是党派的私争，根本蔑视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一周过去，随着北方局势更加凶险，《大公报》又发表社评《质中共》，《大公报》坚决反对国家分裂，“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这时发生倾斜：
    毛先生在重庆时。曾几度在公开集会上大声的说“和为贵”，“忍为高”；目前这局面，试问中共究曾和了几许？忍了多少？
    在《质中共》发表的第二天，11月21日，中共《新华日报》发表社评《与<大公报>论国是》，重申中国只有“变”(搞民主)才不会“乱”(打内战)。

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遗产在这两个伟人身上发生了分歧

    更加猛烈的回击，来自12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驳大公报》(作者陈伯达)。作者认为《大公报》关于国家和人民的观念“落伍极了”，“幼稚极了”。足足一个多版的《驳大公报》，雄辩滔滔，是中共“国家观”、“人民观”的系统阐述。可怜的王芸生，以书生之心度强人之腹，竟迂阔地希望蒋介石和毛泽东当华盛顿，创立“优美的民主传统”。60年荆棘行过。那场字字句句直逼中国“真问题”的笔战，至今余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