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国十三年中国国民党改组以后，全国民众的革命运动，皆归于国民革命的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其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的经济恐慌接踵而来，各国的革命运动，亦相随并起。苏俄的革命由战时的共产主义改取新经济政策，而苏俄建国的基础乃得以奠定于列强环伺之中，土耳其于革命成功之后，建立独立自由的民族国家，更使我亚洲民族激昂奋发。我们中国的国民革命，即在这震荡世界的风潮里面，发扬民族的精神，统一民众的意志，集中革命目标，增强革命运动，克服帝国主义者与封建军阀妨害革命的阴谋与活动，当时革命的根据地虽只限于广州的一隅，而革命的风气已风靡于全国。于是国父一方面在革命发源地训练国民革命干部于黄埔，并自领各军誓师讨曹。而一方面在曾锟既倒之后，乃抱病北上，本于国民的要求，号召全国各民众团体，主开国民会议。国父在十三年十一月北上宣言里面，告我国民说：「国家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故召开国民会议的目的，在求全国国民于国民会议之中废除不平等条约与解决中国内政问题；并期望各地觉悟的军人，能以其武力与国民相结合，而化国内所有的一切军队为国家的武力，亦即为国民的武力。
    当时北京政府没有诚意接受国父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又溺于媚外的心理，怵于外力的干涉，所以更畏惧国父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国父为了这两个主张，在北京反革命的空气笼罩包围之中，不顾一切，坚决奋斗，而未能成功，竟于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饮恨长逝。但国父临终的遗嘱仍谆谆以开国民会议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重任，留给中国国民党全党党员和全国国民，期其实现于最短时期之内。其时国民革命军正讨伐陈炯明逆军于广东的东江，乃于极端哀悼悲惨之中，削平陈逆，统一广东，奠立军政时期的基础。到了十五年七月，国民革命军继国父的遗志，就誓师北伐。北伐的目的，就是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所说的：「革命战争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三民主义拥护国家及人民之利益，故必集中革命之势力于三民主义之下。推倒军阀，与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所以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处，民族主义的运动遂蓬蓬勃勃的风起云涌了。当时的民族主义运动，乃承接五卅惨案、汉口惨案与沙基惨案所激起的潮流。英国政府看出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不可遏阻，乃以备忘录建议九国公约签字国：「一俟中国成立有订约权的政府时，立即商谈条约的修改。即在此项政府未成立之前，各国仍当采取与九国公约精神相符合，且与现状相适应的政策，并尊重中国国家的愿望。」美国政府亦在国务卿凯洛格正式文告中，表示尊重中国之统一与独立：「美国愿与能代表中国之政府商谈中国关税自主与撤废领事裁判权」。不料国民革命军克复南京之初，又发生了南京不幸事件，并有英美日法义五国的通牒，提出严重的要求。然而中国与英美法义之间，在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以后，就于这些事件，都能得到相当的解决。惟有日本军阀冥顽不灵，始终没有认识中国国民革命的力量，所以南京事件直到七七抗战发动以前，犹未能获得解决。至于长江流域北洋军阀各派的势力，在这九个月之间，皆为我国民革命军所消灭，国家民族的内忧外患，在这短短的时期中，竟树立了澄清扫荡的初基。
    在此时期，我们要沉痛回忆国父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会词。于此不能不重加复述的，就是开会词里面所说的：「有一件事要大家注意，就是从前本党不能巩固的地方，并不是有甚么敌人用大力量来打破我们，完全是我们自己破坏自己。……所以全党的团结力量便非常涣散，革命常因此失败。」这就是说：没有内忧，则外患便无由侵入。一国如此，一党亦是如此。当国民革命中心力量集中与统一的时期，不独军阀望风崩溃，即列强对中国国家民族的认识，也可以深入一层，外交进行更是顺利。不幸正在这革命成败的重要关头，而国民革命军内部遭遇了分裂，国父付嘱的重任，国民共赴的大业，几至失败于中途，这是一件最伤心的痛史。
    在这个时期，使中国国民党的基础几至于破坏，国民革命的生命几至于绝灭的事件，就是民国十五六年之间汪兆铭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民党中及国民革命军中积极的进行分化工作。中国国民党到了这种情形之下，对于容共政策，就不得不重加检讨了。这段故事，我自然不忍追，但当时汪共同谋的内幕，我到了今天还是不明不白。究竟是汪兆铭利用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利用汪兆铭呢？还是汪共互相利用呢？这件事情始终是成了一个谜。然而汪共同谋的事实是很明显的，尤以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为最着。但当时的事实，明明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违背了他个人资格入党的信约，而且他们一方面在理论上以为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要乘国民革命的发展，而转化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又以为国民党并不是一个政党，不过是各阶级的政治联盟，要乘国民党的发展，来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当时共产党的领袖们如陈独秀等，在「新青年」「响导」各刊物里面对于这种理论，到处都是赤裸裸的表示得详尽无遗。而又在另一方面行动上，他们对国民党内部，在各种事实上，挑起了左右派系的冲突，对于一般国民与社会之间，则煽动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他们又在阶级斗争的口号之下，对于农工则视为属于共党独占的工具，而造成产业的停顿。其它经济社会之损失，更不待言。尤其是当时他们对于青年乃以读书求学为反革命，以浪漫放荡为觉悟分子。他们号召青年，相率鄙弃我民族的固有道德，甚至以礼义廉耻为顽固，孝悌忠信为腐朽。狂澜溃溢，几乎不可挽救。乃复于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五年之间，赣南湘东以及皖西豫南鄂西川陕各地，兵连祸结，闾阎为墟。至今痛定思痛，追原祸始，仍不外乎是由于这汉奸汪兆铭一手造成的所谓「宁汉分裂」的一幕惨剧而来。因此国民革命军内部竟告破裂，而北伐军事亦遂陷于阻滞与内讧之中。这是国民革命过程中最深刻的教训，亦是历史上最悲惨的一页。总之国家大事，只有出于至诚，本于大公，方能成功。否则利用他人，或被他人利用，甚至于狼狈勾结，互相利用，以求得一时徼幸的成就，到了最后，毕竟是不能逃于「诚者自成」与「不诚无物」的公例，其结果是没有不失败的。何况革命是一件国家民族惟一的大事，决无徼幸成就的可能。我到了今日为什么还要提起这些话呢？就是因为这一段革命的教训太痛苦了，国家的损失太大了，人民的牺牲太惨了。如果没有这六七年的内乱，则今日抗战局势，自然大不相同，就是太平洋及世界局势，亦必因之大变。敌寇决不敢向中国这样大举侵略；即使他来侵略，也早已被我们逐出国境之外，这并不是意外的事。所以这段教训是活泼泼的、是现实的、是最宝贵、最值得研讨的、是不会随事实的过去而失去其意义的。我要使国内爱国者，和有志于革命的分子，都能惩前毖后，引为殷鉴，那对于我们以后革命的前途，必有补益，故仍不得不忍痛的一述。
    中国国民党为求三民主义的实现，为策国民革命的进行，为保障我中国民族精神，为护卫我中国固有的文化和德性，乃于十六年春季毅然从事于清党。其时国民政府虽在此悲惨险恶，分崩离析之环境中，仍本国父革命的精神，卒能定都南京，继续北伐。然而革命中心一经动摇，故北伐工作当时虽有一度发展，仍不能以此停顿。直至次年三月重行举兵北伐。日本帝国主义者看见了中国的统一就在眼前，乃直接进兵济南，以阻止我国民革命军北进，要使我们的北伐计划根本消除。我们国民革命军洞察他这个阴谋，毅然不变初衷，仍依照预定的计划，百折不回，向北挺进，竟于六月初旬克复了古都北京，达成了北伐的目的，而东北各省亦于同年年底易帜归心。于是统一事业，遂告初步的成就。
    济南的五三事件，国民政府与国民革命军受尽了日寇的侮辱，也受尽了国内的指摘。我当时就对我全军将士告诫说：「图报国仇，谋雪国耻，要使中国不受帝国主义的欺负，真正达到独立自由的目的，今日只有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效法往哲先贤的志节，深信失土必能收回，国耻必可洗雪。果能如此，就是达到大同世界自由平等的境域，亦非难事。」这一段话，是在「五三」事件中，我们国民革命军里面，上自统帅，下至士兵，复仇雪耻，含茹蕴积的惟一箴言。十五年来，我们的将士是没有一天忘怀的。
    北伐的成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百年来在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重重压迫之下，翻转身来，写成这一页悲痛而壮烈的历史。所以人心的振作，民气的激昂，政治的统一，军事的建立，亦具有初步的基础。回忆当时帝国主义者与反革命势力破坏国民政府的手段之猛烈毒辣，尤其是流言蜚语和各种含沙射影的〔第57页〕诬蔑与谣诼，无所不至。然而一般国民对于国民政府排除万难，缔造独立新中国的信心，及其拥护的热忱，实令吾人感奋无已，为之深印脑海，而有终身不能忘者。所以国民政府精诚坚毅，百折不回，始终遵奉国父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向前迈进，决不间断，誓必完成使命，来安慰我们国父与先烈在天之灵。